龙兴华夏 - 第二百零一章 真正的绊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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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同文馆设立之初,只是单纯学习英、法、俄三国外语的学校。但随着自运动的推,恭亲王、文祥、曾国藩、李鸿章等人开始觉察到,若要切实到“师夷技”,造洋枪洋炮,就必须去学习制造原理,而要学习制造原理,则国以经史教育为主的传统教育显然已无法满足人才的需要。

    当时著名的洋务思想家冯桂芬即认为:“一切西学皆从算学”。这之后看来不尽准确,但却了要害——要学习西方科学技术,则必须先培养备算学、理、化学等自然学科基本常识的知识分,仅仅学习外语是远远不够的。

    在这么样一背景,恭亲王与曾国藩、李鸿章、左宗棠等人在1866年年末正式奏请朝廷在京师同文馆添设天文算学馆,理由很明确——“洋人制造机等件,以及行船行军,无一不自天文算学来”。

    应该说,恭亲王文祥等人对此举可能遭致的阻力,事先已有一定的心理准备。在奏章里,恭亲王提前给朝廷打了一剂预防针:“论者不察,必有以臣等此举为不急之务者,必有以舍法而从西人为非者,甚且有以国之人师法西人为可耻者,此皆不识时务也。夫国之宜谋自,至今日而已亟矣,识时务者莫不以采西学、制洋为自。”

    奏请得到了慈禧所控制的清廷最领导层的认可。在天文算术馆顺利筹备阶段的同时,一抵制、反对的暗也正在悄然汇聚。1867年3月5日监察御史张盛藻的一纸奏折,终于引爆了这场大论争。

    张盛藻在奏折里指责说:朝廷令科甲的“正途人”去学习这些机巧之事,而且还用升官、银两赏赐来诱惑,是重名利、轻气节!这样搞,会把“读孔孟之书,学尧舜之”的“正途人”引向歧途。

    在恭亲王等人的,张盛藻的奏折被皇帝谕旨严厉驳回。谕旨里说。天文算学是儒者应当学习的知识,不可视为“机巧”!

    看到张盛藻被洋务派一打了去,当时的晚清士林领袖、大学士倭仁迫不及待的亲自登场,与恭亲王展开了两个回合的激烈论战。

    倭仁是著名的理学家,在当时的士大夫当享有崇的威望。同治初年,倭仁与李棠阶、吴廷栋合称“海三大贤”,同文馆之争发生时,李棠阶已经去世,吴廷栋已经告老还乡,倭仁为帝师。独立京城,份地位也就更显尊崇。3月20日,倭仁上奏,直言反对科举的士师从“夷人”,认为这样会“动摇国本”,终至“变夏于夷”,天朝辉煌的文化统会被陋的蛮夷之学所取代,有“亡国之虞”!

    这一次,朝廷便不能像对待张盛藻那样。对倭仁斥退了事。因为倭仁的影响力不可忽视,上奏当天,两皇太后就立即召见了倭仁,但这次谈话相当的不愉快。没有能够达成共识。因为倭仁提来的这个“夷夏之变”的题目实在太大。随后,问题被抛给恭亲王和总理衙门。

    总理衙门对倭仁的这次攻显然4月6日,总理衙门拿了一个极的奏折,重申了开设天文算学馆的重要以及招收科甲士天文算学馆学的必要。奏折里最关键的技术理。是对倭仁一再调的“变夏于夷”避而不谈,而是大谈特谈危机之和“自”的迫。为了给倭仁造成压力,同时还附上了曾国藩、左宗棠、李鸿章等一大批洋务大臣的奏稿信件。最后。恭亲王还将了倭仁一军:该大学士既然认为我们此举不可行,会亡国,想来肯定别有国良策。如果该大学士确实另有良策,可以压制外国而使本国不受欺侮,则臣等自当追随该大学士,竭力效劳,悉心商办。如果没有其他良策,仅仅大谈特谈忠义、礼仪,认为这些可以制服洋人,臣等实在不敢相信。

    4月12日,倭仁再次上奏,不但持己见,而且反将了恭亲王等人一军。倭仁说:“到让夷人来教授算术这件事,如果该王大臣确实有把握,认为必能将算术学通,必能将巧的机来,国的正经读书人必不至于被夷人所利用;夷人丑类必能被国所歼灭,则上报君王,伸民愤,岂不善哉!若不到这些,却先丧失了人心德,那就不如不开设天文算术馆。”

    倭仁这一挤兑确实到了恭亲王的肋。4月23日,恭亲王上奏承认自己不能上述保证。恭亲王说:“像倭仁所说的那把握,臣等不敢保证。臣等只能尽力尽心去应当办的事、能够办的事,至于成败利钝,即便是汉臣诸葛亮,也无法预料,何况臣等!”

    但作为反击,恭亲王又抓住了倭仁上次奏折里的一个弱攻击。恭亲王说:“上次该大学士说,天之大,不患无才,要学算术,也不必师从夷人。那么该大学士肯定能够保荐数名人才,臣请择地另设一算术馆,由倭仁负责揽师招生教授,以观其成效。”

    倭仁这确实被难住了。4月25日,他不得不据实上奏,称“并无于天文算学之人,不敢妄保”。但朝廷却显然有些不依不饶,旨要求他随时随地留心访查,一旦找到本国于算术之人,立刻保奏,开设算术馆,以收实效。同一天,朝廷还给了倭仁一项新工作: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。“行走”是个闲官,但倭仁素来倡“夷夏之防”,朝廷令他去专门办理夷务的总理衙门“行走”,显然是有意折辱这位士林领袖。最后,倭仁外时故意从上摔来,以受伤生病为由,拒绝前去总理衙门上班。这场历时半年之久的层斗争的正面冲突就此结束。

    倭仁病隐之后,争论远未结束。倭仁一系的支持者甚多,朝廷接二连三地接到攻击开设算术馆的奏折。有些奏折言辞非常激烈,譬如候补阁侍读学士钟佩贤,就拿当年的天旱为由,批判这是朝廷故意为难倭仁所致;候选直隶州知州杨廷熙,则把当年久旱不雨的原因归结为朝廷开设了算术馆,甚至还扩大到对同文馆的批判,说同文馆这个名字是宋代臣蔡京陷害忠良的监狱的狱名,建议算术馆并同文馆一并裁撤,如此才能够杜绝祸之萌生、端正风俗教化、弥合天变、顺应人心。

    杨廷熙的奏折受到了朝廷谕旨的痛斥。谕旨并将病隐的倭仁指责为杨廷熙的幕后主使,要求倭仁病好之后立即到总理衙门上班。当倭仁再度上奏请病假时,朝廷顺势剥夺了其翰林院掌院学士和事务的职权。

    表面上看,这次同文馆风波,朝廷和恭亲王站在一起,用行政手段打压了倭仁一系的意见,获得了胜利,天文算术馆也得以设立。但这“胜利”其实是很惨淡的,甚至本称不上“胜利”,反而可以用“惨败”一词来形容!

    个缘由在于:由于倭仁的半路杀,造就严重的社会舆论压力,导致天文算术馆几乎招收不到什么科举的“正途人”。第一次招生,“正途投考者寥寥”,恭亲王等人无奈,只好把非科举的杂人也编到一起,总共才得到98人。考试的时候,又有26人缺考。最后勉录取了30名,半年后的例考,又淘汰了20名“毫无功效之学生”,最后仅剩10人,不得不与外文馆学生合并。开设仅半年,天文算术馆即名存实亡。因为倭仁带反对科甲的“正途人”跟从“夷人”学习算术的最重要的理由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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